纪念尼采逝世120周年丨尼采作为现代性的转盘？​——海德格尔《黑皮书》里的尼采与哲学家的角

索梅尔：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尼采注疏项目（“Nietzsche-Kommentar”）的负责人。

本文认为，通过探究尼采在海德格尔《黑皮书》中的角色，可以观察到，这个角色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海德格尔试图将尼采捆绑在自己对形而上学历史及其终结的想法的约束之中。在《黑皮书》里，人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海德格尔哲学的专断特色，可是却几乎不能够了解到尼采。

本文刊登于《重返“角力”时代：尼采权力意志的道德哲学之重估·伦理学术2》第18-37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朋友，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道德哲学与人类学·伦理学术8》

2020年春季号总第008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6月 

《重返“角力”时代：尼采权力意志的道德哲学之重估·伦理学术2》

2017年春季号总第002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17年5月 

尼采作为现代性的转盘？

——海德格尔《黑皮书》里的尼采与哲学家的角色

安德里亚斯·乌尔斯·索梅尔/著  韩王韦/译

▲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

01

指导性隐喻：轮回与转盘

1806年荷尔德林失常和一部德语汇编的开始。1813年德国冲击（Anlauf）到了它的顶点和理查德·瓦格纳的诞生。1843年荷尔德林离世和一年之后尼采的降世。1870/1876年德国开元盛世（Die deutschen Gründerjahre）被奠基和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的出现。1883年“查拉图斯特拉第一卷”问市和理查德·瓦格纳逝世。1888年12月底：尼采崩溃之前的“高昂狂热”以及—— 

(1889年9月26日)。

那些仔细研读《黑皮书》第一卷直至最后一页的人，都会知道，尼采在都灵崩溃九个月之后，坐落于北方五百公里远的梅斯基尔希（Meßkirch）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德格尔——据说是一位木桶工匠和教堂司事的儿子，但却显然被视为更高的源出之本质——诞生了。这个由存在自身所支配的德国的精神生命，向读者自我介绍为弥撒亚救世的继承者或又一次强有力的在场（wiederholte Parusie）：通过荷尔德林，瓦格纳，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次真正而又必要的轮回新生开始了。这份文化救赎的历史性时刻表，这种崇高的同级别性暗示，在之后的《黑皮书》里，海德格尔无疑并没有想过要放弃：瓦格纳作为救世主候选人已然失灵了，因为他是“下半身音乐”的作曲家。然而，在荷尔德林与尼采之间，不利于尼采的砝码却被重新分配：

荷尔德林与尼采之间最深的区别在于，尽管荷尔德林较早以及在更高的境遇里从属于形而上学，然而他却是克服形而上学的先行者。相反，尼采无疑处身于形而上学衰亡的时代里，不过他却很难算得上是一位克服者，他是失败的形而上学者和形而上学的彻底死亡。尼采只不过强化了形而上学的野蛮使之变得更加野蛮，尼采把他的价值-理论当作“道德”-理论，专制地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来回穿梭，由此导致了形而上学的死亡。

在此，海德格尔演示了他晚期的通奏低音（Basso continuo），即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来对尼采不友善的批判：尼采不是形而上学的克服者，而是它最后的代理人，是不成功的形而上学家，他不能够克服形而上学，而应该只是在形式上对它做了翻转。与之相对，如上文的公开指责所示，荷尔德林应该是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有效的克服。回顾一下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份文化救赎的历史性时刻表，它不仅意味着，通过轮回转世，那些英勇的存在代理人（Sachwalter des Seins）转交着接力棒，还意味着，在轮回再生的循环之中，明显有着一个净化和提升的过程：那位在1889年9月26日出生的人（海德格尔），对“存在命定”的驾驭能力（seinsgeschicklenkendem Vermögen），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

海德格尔如此坦然地将自己当作庇护所安置在文化救赎的历史性时刻之中，这无疑会使一些人感到被冒犯：这种自我不朽化易招来反感或嘲笑。也许一位海德格尔的辩护者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比如尼采也没有表现的更加谦虚——“数千年以来心灵最深邃者，不会不受到惩罚”。这位辩护者或将进一步发问，是否因为海德格尔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是否因为人们可能会就此争论，20世纪没有任何其他思想家能够像海德格尔那样规定了共同的想象与投射（Projektion），如同早先的荷尔德林，瓦格纳和尼采那样？

对这位辩护者的异议且先不去回应。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海德格尔的书写魅力相关的基本要素究竟是什么：需要指出的是，他哲学中所蕴含的世界历史的严肃，或者应该说，末世论的严肃——需要指出是这种假象（在此这关系到全体以及最本己之物）：海德格尔末世论的严肃要靠含蓄的暗示来实现，人们只能在他那里发现这最本己的特征——当然这也很可能适用于先行者如荷尔德林或尼采。要求拥有唯一的入口，通往一个强制性的可敬的真理，这样的诉求如何以及为何会引来诸多的赞同？如何以及为何末世论的严肃会令人着迷？或许宗教社会学的方法有助于澄清这些问题。

这种思考的指导隐喻（Leitmetapher）无疑既不是哲学精神轮回的指导隐喻，也不是哲学救世主又一次强力在场的指导隐喻，而是另外一种隐喻，它同样的棘手复杂，即转盘的隐喻：尼采作为现代性的转盘。格林兄弟的《德语词典》早在1860年就已经不仅在旧手工艺的意义上，而且还在现代的，技术的意义上，记载了“转盘”这个词的表达：“一个自转的圆盘，在手工艺人那里会有不同的形式［……］铁路上的转盘是为了造成列车的回转”。在铁路那里，转盘首次使彻底的方向改变成为了可能，但是它又包含了退返的可能性，因此它不同于火车道岔。火车道岔宣告一次不用退返的方向转变，而转盘在铁路的意义上，不仅使退返至出发地成为了可能，而且还使转向每一条岔道都成为了可能，如果岔道上有且只有铁轨的话。既然把尼采视为现代性的转盘，那么就不应该怀有这样的幻想，即，只存在一种现代性：尼采是通往多种不同现代性的转盘，另外，借助他也能够果断退返到现代性之后。在尼采那里并没有强制性的移动，但或者却存在着一种相近的信仰声明，如我们当今对“现代性”的普遍理解，以及尼采曾经对“现代性”的领会：尼采的著述喜欢针对所谓的“现代性理念”进行驳斥，不仅包括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性纲领——自由，博爱，平等，还包括国家理念，进步理念，妇女解放和种族的理念。可以猜想，对海德格尔而言，不能够通过尼采来抵达一种技术与民主确定的现代性，也不能够通过他在现代性里实现惬意，——这种猜想少有风险。当然，我们在尼采本人那里找不到“转盘”这个词，这不会使人感到意外，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却可以找到这个词，尽管不是在铁道的意义上，而是在手工艺的意义上：

壁和底构成陶罐并且使之得以站立，它们并非真正的容器。但如果容器要以陶罐的空无为基础，那么在转盘上构造出罐壁和罐底的陶匠，就并没有真正地制造这陶罐。他不过在塑造粘土罢了。不，他在塑造空无。

▲ 海德格尔《黑皮书》内页

02

时代符号与投影平面：尼采的旋转木马

 “他在塑造空无”。这也可以是超越尼采影响史的一句箴言。在近代哲学里，尼采影响史并没有它的相似者。当然，在哲学，包括相邻学科的领域里，斯宾诺莎，康德或者黑格尔的影响都很强大，并且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当然，在政治领域里马克思的影响也持续至今，以及克尔凯郭尔在宗教领域的影响亦是如此。但所有这些哲学家无疑都有接受领域上的局限。相反，尼采接受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创作时期几乎全然无人回应，恰好在1900年社会和文化才对他放开接受的限制 。尼采接受找到了最为不同的出发点，它经常不真正以哲学家的作品为导向——这种狭义上的哲学接受，在它20世纪得到发展以前，首先还是比较谨慎的——，而是以哲学家个人为导向，使其变成了倾慕敬仰的对象。对欧洲的作家而言，尼采是深刻的事件，对于塑形艺术家，青年运动，以及心理分析而言皆是如此。当然，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政治观念的形成也有尼采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能只在反动的，保守革命的以及最终纳粹的范围上理解，而同样应该在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范围上理解。不过尼采也对普通人的自我理解和生活方式有所影响——那些把查拉图斯特拉的战争版本带入战壕的士兵，那些在她们闺房的上帝角落，安置上尼采祭坛的年轻少女。也许，所有不同和对立的尼采编写（Nietzsche-Adaptionen）的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那种能够塑造空无的人——意义的空无，如此无情地证实了当今的神弃性（Gottverlassenheit）——塑造空无者看上去似乎是在供应空无，就像人们在填充，塑造尼采的教义一样。

从长远视角来说，尼采作为接受史的对象，在20世纪前半叶，他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旋转木马，而很少表现为转盘。他的旋转速度在令人担忧的增加，并且很多人相信，在能够随意上升和下降的急速行驶中——所有的尖叫和呼喊都由夸张的音乐相伴，很可能是由“下半身音乐”相伴，这种音乐可能是由瓦格纳，古斯塔夫·马勒或理查德·施特劳斯创作的。

▲ 位于瑙姆堡 (Naumburg)的尼采故居

03

海德格尔对权力意志的诠释：尼采柔顺化

海德格尔生长于天主教小市民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环境似乎并没给那巨大的空无留有什么空间。然而，海德格尔中学学习期间没有接触尼采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时尼采在文化上的影响已经广泛而深远。可是，海德格尔早期的尼采痕迹依然单薄，几乎无法佐证尼采事件的惊心动魄，对于这一了不起的事件许多同代人都已经通报过了。1957年，海德格尔终究在日志中回顾道：“1910至1914年之间，那些激动人心的年份带来了什么，就此还不能恰如其分地讲明；但却可以通过不多的选择性列举来暗示：篇幅增加两倍的尼采《权力意志》的第二版，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对黑格尔与谢林觉醒的兴趣，里尔克的诗歌创作与特拉克尔的诗作，威廉·狄尔泰的‘著作全集’”。

这一回顾并不是紧密关涉一战前数年里精神史的客观里程碑，而是关涉海德格尔思想传记的主观里程碑。因为，日志所提到的《权力意志》第二版，由海因里希·库瑟里茨（别名：彼得·加斯特) 和 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主编，它出自尼采的晚期遗稿，于其死后出版，它被编辑成一部主要遗作的样子，在1906年就已经面世了，不过当时它明显还没有吸引高中生海德格尔的注意。随后不久，这位学生和青年学者就接触到了这一时代现象；《权力意志》——尽管尼采并没有写出一本相应的书来——对于海德格尔的晚期尼采狂热来说，却成了主要的引用来源。尼采在海德格尔著述中的首次登台亮相无疑并不是通过《权力意志》，而恰恰是通过《善恶的彼岸》，它出现于研究邓·司各脱（Duns Scotus）的教职资格论文里：

同时，哲学存在于一种伴随着生动人格的张力之中，它从这种人格的深度和生活之充沛里汲取了内容和价值需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每种哲学纲领都是以相关哲学家的一种主观意见为根据的。一切哲学都由主体所规定，尼采以无情而辛辣的思想方式和形象生动的表述能力把这种规定性表达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式：“本能冲动，它正在从事哲学”。

海德格尔并未指明这句话的出处；在尼采那里也没有这样一句直陈式引文，而只有一句伴随着助动词的表达：“因为每种本能冲动都迷恋权力：并且它就是这样尝试去从事哲学的”。海德格尔在这里将尼采解释为一种个人化的哲学理解的见证，依据这一哲学理解的见证，每一种哲学都是由主体所规定的。那出自《善恶的彼岸》待商榷章节的关于“本能冲动”的言论，它是否真正适宜于作为那种哲学理解的凭证，这应该是不确定的；毕竟本能这个概念在那里恰巧意味着超个体和超个人的东西。这种先入为主的装扮实践，就像它曾经在海德格尔教职资格论文中实施的那样，成为海德格尔晚期与尼采文本打交道的样板。

海德格尔是如何研究尼采的，以及他的思想道路在研究中是如何详细形成的，这些问题在此我不做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再三地（并且绝对有争议地）讨论过了。我这里所思考的是从事哲学的姿态，显然，海德格尔在尼采那里被这种从事哲学的姿态所吸引，尽管他成功地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经受了尼采哲学学说，教义以及其主要思想的困扰（因而，现在一些学者会认为海德格尔是第一个尝试在自己的系统构架中把握尼采哲学的人——然而，在研究尼采的哲学传统中，海德格尔却恰恰被证明是追随者）。这个由我提出的假设意味着，海德格尔对尼采的一个基本兴趣在于其晚期哲学思考中与众不同的游戏姿态，也就是说，具有末世论色彩的，瞄准统治权进行哲学思考的游戏姿态。那么进而可以假设，海德格尔迷恋于这种哲学的自我认可（Selbstermächtigung）与自我破界（Selbstentgrenzung），就像尼采所演示的那样。海德格尔长期劳苦不堪地揣测尼采的主要教义，比如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并指出它们的无效与无用——请愿谅我的技术化表达——海德格尔的努力在这样的意图中展开：即，改变自己对于尼采哲学思想的无节制索求，而同时替换这种索求的庇护者尼采——换言之就是，用马丁·海德格尔自己来替代尼采成为庇护者。其目标是设立一种完全生效的，对于最本真的事物，对于人类的教化都胜任的哲学，这种哲学最终会守护存有（Seyn）。尼采作为发酵剂，影响海德格尔放弃了哲学作为科学的现象学理解，而变成一种哲学作为世界塑形力量（Weltgestaltungsmacht）的现象学理解。

▲ 《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德文版（1901, Naumann）书影

首先，过去它更多与此有关，辨识空无并且接着塑造空无。海德格尔与尼采的工具实用性交往，典型例证就是其1933年的校长就职演讲，在这一演讲中，先行者尼采被极大地突显了：

如果我们最贴己的此在本身正面临一场伟大的变革，如果尼采，那最后一位狂热搜寻上帝的德国哲学家，所言为真：“上帝死了”——，如果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现今处于存在者中间的人们的被遗弃状态，那么，科学的境况究竟又会怎么样呢？

“科学的境况”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拿捏不准，为了不把重点仅仅放在这个问题之上，我将重点替换为，是尼采而不是其他人如胡塞尔扮演着那位“最后的德国哲学家”。比较重要的是，尼采被指定为“遗弃状态”和空无的见证人，凭借着上帝之死的言说，这空无使其自身具备了强烈的影响力。确切的说，尼采被劳烦为“遗弃状态”的见证人——众所周知，他将这种遗弃状态归类到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名目之下。然而，作为空无的一种新的填充或塑形之先行者，尼采却偏偏并没有被谈及。海德格尔自己保留了这个塑形空无的角色权利，首先通过说服，通过与新的统治者结盟的方式，依据他的哲学来塑造社会空间。——随后，面对纳粹主义他被标识为预备人员，由此可见，海德格尔自己的计划并没有在政治上得到实施。战后，海德格尔自己提供了这样一则逸闻，30年代末和40年代他集中的尼采研究是他疏远法西斯政权的方式方法，当然这很难能被证明，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期间，独特营造的“尼采式分类应用和一种终点站的紧张氛围”，“公众对此反应热烈且无抵抗能力”，这似乎很难允许有对政权的批评。

《黑皮书》中最主要的尼采记录原文如下：

只提及一个人——尼采！他被肆意而又随便地榨取——但却无力将他最深层的意愿给弄出来，带入劳作，带上道路。

这显然并不意味着是自我批评，而是试图去贬低竞争性的尼采改写，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力与尼采“最深层的意愿”保持合拍——并且试图通过自己的意愿来超越尼采的意愿。海德格尔越是能与这幻象告别，即告别用自己的手塑造政治-社会的命运，尼采就越会成为一次果断返回的坚定支持者，也就是从现代性的顶峰返回到开端之处，返回到存在本身。

▲ 瑙姆堡尼采纪念馆的尼采（与母亲）雕像和仿制墓地

04

编辑版本的技巧：以操纵为方法

但是，在我们阐明《黑皮书》里尼采的应用命运之前，我想专注地讨论一下我们审阅尼采与海德格尔作品的方式方法，也就是说版本的形式。因为我们曾经或许拥有比如那两卷本的《尼采》，它是由海德格尔从其讲座，研讨课记录以及论文中整理出来的。莱因哈德·梅林（Reinhard Mehring）注意到，海德格尔依据《权力意志》第二版第三卷为样本，安排了实际的讲座，第三卷的标题为“确定一种新价值的原则”。芭贝特·巴比奇（Babette Babich）发现了，在《权力意志》与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的平行结构。最近，塞巴斯蒂安·考夫曼（Sebastian Kaufmann）重新给出了 《黑皮书》版本发行的可能性，这一可能的版本突出了形式上与尼采的亲缘关系以及对尼采进行超越的策略。就梅林而言，他观察到，那部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意愿整体上分为四个部分的《海德格尔全集》，是以《权力意志》四卷本的结构为依循的。

这里的要点是，海德格尔在他的尼采阐释中，不仅以《权力意志》的内容为基本依据，此外，还从中为他自己的书写机制获取了形式架构。海德格尔很可能从第一手材料中知晓了《权力意志》这部汇编的编辑缺陷，因为，他曾经接受委托，在魏玛尼采档案馆发起的项目《尼采作品与书信历史批评版全集》（Historisch-kritischen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und Briefe Nietzsches）的框架中，以原有的《权力意志》为依托借鉴尼采的晚期遗稿，筹备出一个的新版本。为了谨慎地质疑海德格尔与此相关的自我风格化，马里恩·海因茨（Marion Heinz）和西奥多·肯森尔（Theodore Kiesiel）考察出，在1935年与1942年之间，海德格尔不久就消退了对于这个版本和魏玛尼采档案馆的义务感。海德格尔从根本上怀疑新版本历史-批评的基本方法，并且他不打算跟从这一方法来完成他的编辑版本，也不打算完全以亲缘相似的上下文关系来编辑每一份遗稿记录。他更愿意，就像他为在魏玛的编辑同事们所演示的那样，依据他的历史原则，以他自己的哲学为前提条件来展现材料——凡是与之不相符合的，都会被排除在外。尼采系列讲座追寻着这样的目的，“制订出一种关于尼采遗稿的哲学阐释，并使之成为那新编版的基本依据”。这个新编版并没有出现。尽管海德格尔拥有进入尼采手稿原件的单独通道，但对于他的尼采哲学概要而言，同样就像对于他自己的哲学机制而言，他依然局限于一本由非哲学家生产的著作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局限于由海因里希·库瑟里茨和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主编的《权力意志》框架之中。他不能够摆脱一种编辑虚构的魔力。

关于海德格尔的尼采编辑计划的起兴与垮败，《黑皮书》提供了详尽的内在观点。在1938至1939年期间，该计划看上去依然在满怀希望地开展着：

半个世纪以来，尼采著述的整理已经接近它的极限。不过迄今为止，德国人依然不准备在未来历史的形式当中保护尼采那部残缺不全的重要作品，这种保护可以使尼采思想的所有基本努力都永恒地移植到德国思想之中。同时，面对当今最小“当权者”（kleinster „Machthaber“）的一种精于计算的官僚气，为了彻底阐明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的必要性，那么所有事情都必定会自我消耗于一种短视和任性的争执之中。但是，德国人也许暂时完全不应该，在尼采的存有史（seynsgeschichtlichen）意愿当中，将其思想变成一种现实。尽管如此，少数人却必须对这种至高的需要有所企图——这种需要就是，把未来的尼采和没落中的形而上学的最后思想保留在它的转变的“世界”形式当中。

借此，海德格尔对所有的意见保持了开放：鉴于德国人的不成熟，他可以有条理的让步，给他们提炼出一个尼采思想的可靠版本，同样，他也可以为一个挑选出来的小众圈子秘密“保留”这个可靠版本，这两种做法他都为之辩护。他不必提供编辑的实施证据。也许尼采自己也不能或者至少不完全能阐明他的“存有史”思想，海德格尔大度地中止了这种想法。他批评其他的阐释者：“他们谈论尼采就像谈论一条死掉的狗一般”，正是为了把尼采当作被束缚的狗拴在存有的绳索之上，对存有（deren Halter）而言，受束缚的尼采的命运就确定了。与这种专横阐释的暴力相反，尼采对于传统思想之持存的特有而不拘束的处理，有时看来却是全然顺服的。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后来探究一个历史批评版的可能性，或许是作为复制本，只不过是为了——请原谅我的不尊敬——开出存有史的推土机罢了：

尼采的遗稿究竟应当遭遇些什么呢？它们必须被唤醒和被整合，它们可以通过本质要素（这是极易辨识的）来进行彻底地追问，“只”是为了首先创造出一种警惕性的基本氛围，从这一基本氛围出发，一个时代就在它的问题和认知当中被强化了，而受该时代所影响的事物，则在西方哲学的完满终结中，出其初始之端，在其最初之路上发生了。

但是，为什么这些版本问题根本上是有关哲学的？因为哲学的权力意志在这些问题中示范性地宣告了自身：当哲学家已经无法改变世界之时，他们却至少还可以改编版本。海德格尔遇上了一个尼采的版本编辑状况，自从他为尼采历史批评全集学术委员会工作以来，他才最终对这一编辑状况有所了解，它被粉饰，被明目张胆的部分伪造所丑化。然而，这方面的知识并不能够感召他，去拥护历史批评的编辑原则。他宁愿接受尼采妹妹神秘化和修饰化的编辑政治学，接受那在魏玛尼采档案馆中的家庭管理权的指导，不仅仅在从事尼采的进一步编辑工作时如此，而且在从事自己作品的编辑工作时亦是如此。因为海德格尔没有姐妹可以支配，由她来完成这份讨人厌的工作，所以他不仅自己如此理直气壮地编辑了1961年的《尼采》，让一切以时间为前提的对于原始手稿的亵渎都消失了，而且也同时已经确定，自己的全集版本应该呈现出何种面貌——恰好依循《权力意志》的轮廓模板。就像在尼采逝后的情况中一样，在海德格尔逝后的情况中，家庭和忠实的信徒也保留了对于编辑资料，尤其是对于未编资料的监管权——由此他们最终扼杀了大师的真实意愿。为了维护崇拜形象、神化形象的纯洁，对于手稿库存的调整和隐性的校订显然属于讨价还价的交易，人们在海德格尔全集那里所观察到的情况，正如在由福斯特-尼采监管的诸多尼采全集那儿所观察到的一样。在此，人们不能够忽视神秘化和修饰化的编辑政治学的强大公关效应：海德格尔在交易中一点一滴地曝光，所有关于伪造之处和被控制的手稿的争论，长期地紧抓着读者的呼吸，因为这一切闻起来就像是一出犯罪剧一样。而在魏玛尼采档案馆的版本编辑那里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同。20或30年以来，如果海德格尔或尼采以历史-批评的方式被编辑的无可指摘，那么他今天就只会吸引目前所拥有的媒体关注中的一小部分关注。编辑上的欺骗唤醒了敏锐观察者的本能。甚至可以说——也许在此人们瞬间并没有想起尼采或海德格尔，而是想起了15世纪中批评性科学的启蒙，洛伦佐·瓦拉对所谓的君士坦丁赠礼的揭露——那么可以这样说，当有了揭露伪造的需求，批评性的思考和启蒙就开始了。由此可见，因为海德格尔与尼采的著作版本的不可靠性，大概也正是这种不可靠唤醒了敏锐深刻的探索精神。

▲ 海德格尔《尼采》（Nietzsche I Und Ii）德文版（Klett-cotta, 1998）书影

05

被绑架的尼采

5.被绑架的尼采：最后的形而上学家和主要教义思想家

一方面，编者们本着慎重的原则，不仅在海德格尔那里，而且也在尼采妹妹那里，无所畏惧地干预着手稿的库藏；另一方面，相关的不批评姿态却禁止，丑化各自的英雄，只允许尽可能的无垢化，同时也禁止了对无暇英雄的一个揭露式理解，即尼采与海德格尔之后，处于现代性（或反现代性）中的哲学家何为，也就是说，哲学家应该是极其伟大的个体。这些伟大个体通过某种世俗的东西，如一个批评性的著作版本，是不可能被实现出来的。哲学家，诗人，政治家，牧师和预言家的角色联合，是哲学家的新范本，此外他还应该是破坏一切者和立法者，这个哲学家的新范本是由尼采本人而不是首先由他的编者所推动。海德格尔竭力效仿尼采的这种新范本，不过偶尔却会转换一下强调重点，例如，在自己的现实政治野心的灾难之后，他将法码从政治家转到了诗人和预言家的身上，但是，最终他并没有给尼采的哲学家角色说明增添什么独特或者新鲜的东西。

哲学家的权力意志以如下方式自我实现，他成为自我利益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他是他自己的编者并且因此成为独特形式的作者。一位嘲讽性的读者，或许会用他肆无忌惮的冗余和饶舌来看待这较晚出现的《黑皮书》——一切嘲讽都伴随着这样的要求，“格言”作为“紧急信号和临时性标志而百谈不厌”，而不是作为“对尼采的败坏性模仿”，何况它对此还只是做了“粗心大意的仓促掩饰”——因此，一位嘲讽性的读者也许会把这较晚出现《黑皮书》看成是对如下事情的补偿，即海德格尔并不能把尼采的《权力意志》修订一新，但他却能将自己的思想弄得充分圆滑。或许，海德格尔可以以尼采的母亲和妹妹为榜样，在自己的尼采版本结束之后，将所有尼采的手稿（他依然支配着原件）付之一炬，为了将他自己的阐释长期圣典化，这些手稿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正如塞巴斯蒂安·考夫曼指出的那样，依据《黑皮书》提供的证据，海德格尔逐渐疏远了尼采，最终他认为，尼采的作品只是看起来像一种“形而上学的克服”，“但事实上却只是形而上学的翻转，并因此成为了形而上学最为棘手的强化”。可以合理推测，这种对尼采的否定性着色与海德格尔处理尼采遗稿时的清醒经验有关，他想给尼采所谓的逝后主要作品修订一个权威版本，在版本的准备和破产之中他必定获得了清醒的经验。尼采越证明自己是有抵抗力的，他就越少与海德格尔的阐释理念相符合，于是海德格尔对他的批评声就越尖锐。

首先，海德格尔采用了尼采的旋转木马，为了返回到从前，比前现代还要遥远的从前——这也是一种被标准上载了的古典之前：在海德格尔的陶工隐喻版本之中：尼采对他来说，暂时就是一个为了塑造虚空的转盘。他提供了强有力的反现代的，古雅化的潜在可能。海德格尔将传统理解为被遮蔽的历史，因而它是对一个有待被重新发现的真实本源的背离。尼采再次表现为反对一切传统，渴望彻底的重新开始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着迷于这种最初的姿态，但他不久就发现了尼采是一位棘手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尼采并不能够彻底的重新开始。这个重新开始的任务海德格尔留给了他自己。

▲ 晚年尼采画像

现在（在海德格尔看来）遗憾的是，尼采的文本——包括遗稿文本——只炸毁了一种存在遗忘史和形而上学史的枷锁桎梏。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对于开端的渴望与尼采的前苏格拉底偏好有关，“真正的变革既不带来新的东西，也不保护旧的东西，它唤醒初始之物”。海德格尔不能够与这种开端的固定化（Anfangsfixierung）保持批评性的距离，相反，尼采晚期手稿的实质目的却在于证实，不存在标准性的开端。尼采这些手稿致力于展示所有变易性（Übergängigkeit）与暂时性的谱系学，而海德格尔却以绝对相反的方式开展行动。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针对长期统治性的古典理念，与自己共同发现希腊古风时代和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人，这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他必须否认，尼采从希腊人那里理解出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尼采“在他自己的形而上学中，并不能够领会西方思想的希腊起源”。亦或者：

尼采重新发现了“前柏拉图主义哲学”，这个神话不久后将暴露出它的“荒诞不经”；因为他无疑只留下了那些前柏拉图思想家的最为肤浅的解释，也就是说，是缅怀他们的最肤浅的解释，其依据无非是对于以下事物的最大无知，即永不放弃地把本质思考（dem wesentlichen Denken）视为有待思考之物（das Zu-denkende）。

以临时性结算的方式概括海德格尔研究尼采的思想路径，可以这样说，作为时代的典型，他提早地受到了尼采理智极端主义的激励。首先，到1933年为止，海德格尔的尼采表述还极其稀少，以之为基准可以看出，面对尼采的激励煽动，海德格尔仍然是有些缄默无言的。接着，尼采作为自我理智的发酵剂，作为世界观极端化和政治极端化的发酵剂，影响了海德格尔好一会，正是这种极端倾向让海德格尔把纳粹主义当成是实现自己世界设计方案的方式而予以接受。在编辑新版《权力意志》的计划失败期间，海德格尔在他的系列讲座中，以形而上学史和存在史的方式培育了尼采。此处是一个肢解了的尼采，一个遗留下伟大文字的尼采——而尼采独特的哲学态度，他的哲思却丧失了。一位被封锁在公式化图解主义中的尼采。1961年，通过两卷本《尼采》的成功发行，这样一种尼采被公开地广泛接受，因为他是如此的方便操作和可控。

《黑皮书》中，尤其是在40年代早期的笔记里，记载了一种针对尼采的激烈的敌对态度。不过，在迄今为止最新出版的一卷里，海德格尔的刻薄语调却减轻了，并且变得更为仁慈，此时正值1945年以后，尼采陷入到了批评的交叉火力当中，这些批评认为尼采应该为纳粹主义负上连带责任。因此，尼采又一次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尼采（der Unumgängliche）”：“于是人们立即欺骗自己说，他们已经超越了尼采的哲学，事实却相反，我们没有一次抵达他的身边，并进入其本质的前院”。

对即有事物的肯定（Bejahung des Gegebenen），就像它在尼采的著作当中经常被要求的那样，同时这些著作中对即有之物的批判也并未丧失其极致的锋芒——海德格尔不容许这样的一种断定（Affirmation），因为他将此时和此处的即有之物仅视为存有的一种伪装。相应的，海德格尔的思想表现为原则性的两面——或者，用莱因哈德·梅林的话来说，它表现为“挑衅性的否定主义”。海德格尔在尼采那里发现了其思想的丰富养料，尤其在1942年以来的《黑皮书》里，他将这些养料借用为战斗时的必备口粮。当海德格尔把基督教，一神论以及形而上学以相联的同谋关系拉上敌对战场之时，尼采的敌基督就为之提供了一个值得感谢的样本。海德格尔喜欢激进的片面性方法，而这种方法对于尼采最后的思想阶段而言，即对于《敌基督者》和《瞧，这个人》而言，是典型的方法。与尼采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坚持这种激进的，反现代性的片面知识超过十年之久——并且还对尼采颠倒价值的行为保持忠诚。

▲ 海德格尔在林间小屋

06

尼采的躲闪：哲学思考的姿态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一种语调（Tonlage）感同身受——即一种绝对严厉的，末世革命的语调，借助这种末世革命的意愿，最后阶段的尼采故意把自己表现为所有现存之物和现代之物的对立面。但是，也只有这一种语调，对海德格尔有所感染罢了。尼采其它的语调——特别是如挖苦的语调，开玩笑的语调，愉悦明朗的语调，或者如那确实极罕见的自我嘲讽的语调，海德格尔都充耳不闻。

通过尼采，哲学家的自我理解陷入到了一种根本性的危机当中。从尼采开始，哲学家不再是科学的监护人或合成器（Synthetisator）。哲学家变得全然不同，但这种不同却尚未真实确定。海德格尔复制了尼采的这种颠覆姿态，他在这种姿态里炫耀了反科学性，并且还投射出了哲学家，诗人，牧师以及预言家的角色。借此，海德格尔将尼采的哲学解放活动重新引回传统的轨道。这场危机并不欠缺一个颇具讽刺性的要点，即，尽管海德格尔竭尽所能依据尼采的样板，将哲学家塑造为独创性的天才（Originalgenie）和存在的代理人（Seinsverweser），但同时，他却又必须粗暴地以某种教义，某种形而上学的定理——永恒轮回和权力意志——来规定尼采。实质上应为此负责的是，海德格尔只读了较少的尼采，读了较少的他的作品，他只读了那本其逝后由编者从遗稿中汇编出来的书——因为它被估价过高，同样，也被歪曲过甚。海德格尔试图把他自己装扮为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新式哲学家，装扮为形而上学的克服者，他想让自己完全的非学院化，但却并不拒绝，保留自己那收入可观的哲学教授的公职身份，直到1946年人们强迫他退休并且剥夺了他的教学权（die Venia legendi）——这个过程“关系的不是我的‘角色’，关系的也不仅仅是所谓自治的弗莱堡大学的内部事务。毋宁说它关系到的是思想上的背叛，或者说，是对民众历史决定的背叛”。它看起来几乎像是，海德格尔在试图以传记的方式来验证一个尼采式的怀疑——这怀疑，即属于哲学存在形式的深层谎言。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尼采来发问，为什么就不能够“承认非真之理是生命的条件”呢？

通过把海德格尔理解为首位哲学地严肃对待尼采之人，并不能够解释其两卷本《尼采》的影响。确切地说，它引领了足足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尼采的严肃哲学讨论，不过，与海德格尔的研究相比，这些讨论的系统性雄心更多，哲学上更精确，以及历史性知识也更丰富。那么，如何解释这两卷本《尼采》的成功呢？我认为——以下四种可能互补的阐释方式，对于全面理解该书的成功而言缺一不可：

1，确保以牺牲一位为代价来获得两位著名哲学家；

2，确保不仅要论述尼采，还绝对要论述所有能澄清存有自身之物；

3，确保不仅要展现一种新的哲思方式，更要实践这一方式；

4，再一次增加末世的庄严。

在此，我很乐意公开复述，我在与学生对谈的报告中经常指出的一点：即，人们从海德格尔的《尼采》一书中不能够认识（更多的）尼采，但却能够认识所有可能的海德格尔。尼采也许有其特有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海德格尔自己的问题，但这一洞见却被海德格尔置之不理。如果海德格尔表面上唤起了人这样的意识，即哲学中似乎存在着一些“客观的”，永久的问题，只是这些问题被一种长久的形而上学遮盖物所湮没，那么尼采之后，胡塞尔对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解，是否就是对于尼采的复仇，或者说就是对于哲学（自我）解放的艺术家的复仇呢？

 ▲ 海德格尔《尼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书影

07

新的历史性哲学思考

“尼采，今天每位“支持他”和“反对他”的思考者和创作者，都处于他的光亮和阴影之中，他听到了一个命令（Geheiß），这一命令要求人类对于大地统治权的接管有所准备。尼采围绕着统治权来看待和理解所爆发的战争”，当海德格尔1955年这样写信给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时，尼采那部分的末世论在战后海德格尔身上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无疑仍然涉及到事物的整体和终结。但是，它难道真得涉及整体和终结吗？难道尼采至少不正是投身于历史性哲思当中的先行思想家吗？“当海德格尔再次引起公众的激动，并且弗莱堡大学学术委员重新雇佣他时”，1950年5月10日，海德格尔写信给他的夫人说：

真实的，发展着的传统拥有选择遗留之物的力量，并且能够不断提供可更新的未来的形式。但传统并不是被历史塑造的，它被历史最大化的调整和扰乱；最终却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和档案工作而塑造。

无疑，这种针对历史工作的凶猛诽谤有其历史性地位，它针对的是吹毛求疵的细小的历史证据，就像海德格尔曾经卷入纳粹主义的证据一样——这些证据，从海德格尔哲学任务的大视野来看，自然是不公正不合适的。这是一个具有症候性的过程：海德格尔激进的反历史主义，不过是给予哲学以充分光环的程序，不过是将哲学设为存在的唯一代理人的程序。

这正是海德格尔区别于尼采的根本所在：在尼采的作品中，历史直接成为了思考的主要手段。历史性的哲学思考被要求并且以谱系学的方式转换。由此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哲学光环式的自我理解本身，以及哲学对于存在的布道要求（Seinsverkündigungsanspruch）。历史化意味着讽刺化，实质上也意味着自我嘲讽化。在尼采的旋转木马中，挑选出一匹不同的马，海德格尔的这种哲思姿态，作为一种长期失去光泽的教士哲思形式的翻版，或者罗马教宗哲思形式的翻版，无意中就显得滑稽可笑——就像一副关于禁欲主义理念的漫画一样。然而，或许正是以下种种要点造就了海德格尔在20世纪的魅力：那种类似于宗教的庄重印象，那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禁欲，那种对于历史主义的回避。海德格尔在自己那类似宗教的庄严中显得如此清晰和有益休养，相反在尼采那里却四处都会遭遇到模糊性和现实的不可或约性，其中的任何约减都会破坏到“一（ein）”或者“存在”。历史性的哲思被证明是激进化的偶然性意识（Kontingenzbewusstsein），该领域的开创是为了哲思的新的自我设计。因此，人们在尼采那里总能够获得许多可供咀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迄今为止依然是人们在研究尼采时喜欢借鉴并处理的。

▲ 尼采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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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萨雷丨我“对胡塞尔的攻击”——海德格尔、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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